外交子弟 |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一）写在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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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社会上这几年兴起“追根”的文化现象，北京人讲话就是“捯根”，表现为旧时的同学、发小、朋友、插队知青、当过兵的战友、一起住过的邻里，形成无数多的小圈子，大家一起忆旧，好事、坏事都有。

大家共同经历过的事情，包括过去小时候调皮捣蛋的囧事，都从脑海的深处给翻出来了。原来几乎已经忘却的生活碎片、丝化雾化的东西，由于大家共同的回忆而渐渐地串成串，变得清晰起来了。一个人很模糊地回想起一件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能勾画出事情的轮廓，从而把事情的原委和结果说出个大概其。

人是有记忆的。当人们步入老年的时候，怀旧忆旧的心理特别强烈。眼前的事撂爪就忘，而几十年前的事则铭心刻骨，要述说、要倾诉的愿望难以抑制。这是人们对自己青春美好时光的追溯，绝对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

现在微信群提供了技术手段，不论你在天涯海角、国内国外，视频对话使得互相联系成为转瞬之间的事，多年失去联系的故旧互相找到变得如此容易。

从人群上来分，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最大的一群，人数众多，以“老三届”为代表，“新三届”包含其中。这一代人经历丰富，从新中国建立，到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文革十年，直至改革开放，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从建国时的一穷二白、贫穷落后，到如今强大昌盛的新时代，他们都赶上了。个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代人的经历就是共和国的历史。也许他们不是党和国家的引领者，但绝对是共和国发展排在最前面的支撑者，是共产党领导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 “红二代” /

北京历来就是各种社会新现象涌起的发源地，引领着全国的走向。

最早是“红二代”各个圈子的兴起。那时的怀旧主要集中在对父辈革命生涯的回忆和追溯。之所以生命力强大，还在于解开了许多历史谜团，同时裂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前神一般的人物开始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些偶像人物的形象开始崩塌。“红二代”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敢于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甚至批判、诋毁。这种风格对民情的指引有风标的作用。

/ 大院文化 /

继而“大院文化”接踵而来。“大院文化”初指在京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和军事单位家属子女们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部队大院生活成长的回顾。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和平年代，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后，人口出生率激增。军队大院的孩子数量爆涨，哪家都得生个三五个的。军队的各级人物来自五湖四海，军队大院子女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带北京音。军队大院一般都在远离城圈的远郊，相对封闭，是新起的外来户，受老北京文化的影响少，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多。

军队大院子女上学也相对集中。北京的军队大院最集中的地带是西郊，从公主坟到玉泉路一线。有的军队大院有自己的附属小学。中学则集中在八一学校、十一学校、育才、育英、翠微，以及太平路几所中学。由于这个原因，各大院大一点儿的孩子很多都互相认识。大院子弟互相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很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因为“红卫兵”，军队大院子弟子女的关系又进一步密切了。各大院的孩子头都是中学生，高中初中的都有，以初中高年级的为主。军队大院是个等级观念比较重的地方。孩子头通常是本院首长的孩子。原军衔将军、大校、上校的儿子多是大院的首领，得到本院孩子们的拥戴。上校以下的子弟鲜有为头领者。

各大院中的大孩子，我是指文革前就上了大学的军队首长的孩子，对本院的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军队子女主要是依托自己所在的大学，有些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些人大都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能在抗日战争时期结婚生子的军人，到了文革时大都是军队的高级首长。到1965年取消军衔时，大都是将军、大校一级的首长。在大院有影响力、号召力的是他们的子弟。

1946年出生的孩子到文化大革命时是老高三的学生。1950年建国之前出生的孩子，在中学“红卫”兵中是领头的主导者。父辈的官阶经历和自己的年龄是必备的条件。与之同样重要的是男孩子必须身高体壮、能打架、社会交往广泛，认识人多（各院的军干子弟）。就战斗力来讲，中学的比大学的要强，初中的比高中的要强。女孩子在军队大院处于从属地位，是被保护的对象，影响力很有限。军队大院是男孩子的天下。

文革开始到1968年，军队大院子弟与社会上的平民子弟不怎么交往，甚至有点儿格格不入。“红卫兵”运动（干部子弟主导）陷入低潮后，在中学的红卫兵们基本上都退守到自己所居住的地域。军队大院实力大增。不读书、没人管的放任使得这些孩子有点儿无法无天。他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打流氓”的风潮，引起了北京的平民子弟与干部子弟的严重对立。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其最典型的案件就是以王小点为首的干部子弟群干掉“小混蛋”的案件。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老三届”的中学生都被赶到乡下插队落户去了，有点儿门路的都走后门当兵去了。

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除了六九届的中学毕业生全部发配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在北京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疏散。以“五七干校”为载体，中央机关有2/3的干部下放，北京城空了一半儿，消停了很多。

现在所捯的根，就是指1969年以前的大院文化。大院子女的各种回忆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各个圈子的聚会也是以这个时间段而自然结合产生的大院文化，在北京军队大院产生，逐步漫延的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关的大院或者说是宿舍区。

/ “外交部大院”/

与军队大院子弟子女相比，国家党政机关的干部子女更多一些。国家各机关单位的住宿不如军队大院那样集中，而且各大机关多集中在城里，有些则散布在北京市各处。比较大的居住区，如位于百万庄的计委宿舍区可以称为“计委大院”，位于朝阳医院北面的纺织部宿舍区可以称为“纺织部大院”或“中纺里”。更多的就是称呼为某某宿舍区。

外交部是国务院系统的大部。到文革开始的时候已经有干部职工3000多人了。外交部副部长大都在城里住独院。其他级别比较高的干部有几十户住在报房胡同。外交部最大的宿舍区就要数豫王坟了。算上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宿舍，豫王坟共有14个楼。尽管不是完全一致的建筑特点，但基本都是5层楼4个单元或5个单元的宿舍楼。

外交部的宿舍在三里屯、雅宝路等地还有宿舍楼。后圆恩寺、方家胡同、吴量大人胡同等城里几十处都有外交部的宿舍。少则几户，多则几十户分散在北京市东城区和朝阳区的各个角落。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区当中夹杂着人民日报社宿舍，一所幼儿园、三所小学校和日坛中学，还有几间小工厂，建设的规划程度比较散乱，这一点远不如军队大院规整。此外，军队大院是军事设施，有解放军站岗，显得格外庄重威严。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严格地来说称不上“大院”，也没有人这么叫，外交部的子弟子女也不这么叫。因为豫王坟外交部宿舍相对分散，东一栋西一栋，不集中，没有院子和院墙。但说到“大院文化”时，可以勉强称为“外交部大院”，这也是对外的方便称呼。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院，但大院的特点和意识还是有的，而且带有强烈的外交部子弟子女的色彩。

下面我试图勾画出外交部宿舍区的模样，也许不尽完美，甚至有些错误，写出来跟大家共享，希望大家指点、纠正、填补。

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是我们小时候生活和成长的地方。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从1961年十号楼建好入住，到1969年底外交部大部分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这个时间段的旧事。这一时期，在十号楼住过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得有百余人，大家都对十号楼的生活有特殊的怀念。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十号楼的孩子群，年长的已近80岁了，年轻的也得有60多了。毕竟我们回忆的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十号楼的生活记录着我们童年、少年的脚步印记，承载着我们幼时的快乐时光。尽管由于时光的流逝，使得我们的很多记忆变得模糊、碎片化，有些甚至遗忘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共同回忆往事时，许多早已从脑际中消失的东西居然又呈现在眼前。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互相提醒和补充，把旧时的许多碎片连成了串儿，进而把一些大碎片搭成原形的框架，拼凑出比较完整的图画。

对此，我们乐在其中，乐而不疲。几十年的老邻居再次隔空相逢，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谈论过去使我们兴致勃勃，回忆当年使我们激情昂然。

我们之所以能再聚而成群，不仅仅我们是曾经的邻居，还因为我们的父母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外交部的干部职工，父母同在外交部工作，而孩子们也是一起长大，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一拨拨按年龄组互为同学。还有相当一部分随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是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集发小、同学、邻里、同一单位子女为一身。这种纽带关系更增加了我们的亲密和熟悉的程度。

我们之所以能同住在十号楼也是历史的缘分。

- 未完待续 -

作者 | 孟京生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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